近日，山东首批30名三菱受害劳工获赔偿金的消息“不胫而走”，也让更多受害劳工家属看到了希望。
12月7日这天，日本三菱公司向二战被掳山东劳工谢罪赔偿金发放仪式在山东潍坊高密举行。
根据仪式流程，全省各地的30名劳工遗属每人获得10万元人民币赔偿金。据悉，这也是日本三菱公司向山东劳工支付的首批赔偿金，标志着中国被掳劳工对日诉讼索赔活动取得重大进展。
虽迟必到的“谢罪”
赴日劳工刘连仁之子、中国受害劳工联谊会执行会长刘焕新，也见证了这一历史时刻。8日晚，新时报记者电话联系上刘焕新，他已经返回潍坊的家中，继续守着自己担任馆长的“刘连仁纪念馆”，那是2016年，由中日友好人士共同出资所建。
“刚送走几位前来打听消息的劳工亲属，我先梳理梳理！”谈到最新的获赔，刘焕新话语中饱含激动，他觉得这算得上一个新的开始，“毕竟这么多年的努力，有了最新的回馈。这也让许多劳工亲属，看到了希望。”
他告诉记者，根据档案资料显示，当年被迫赴日的中国劳工有近4万人，其中涉及日本三菱的超过3000人，目前三菱在世界上也是知名大企业，当年使用中国劳工，成为企业绕不过去的一段“黑历史”。所以，中方民间一直以此为突破口，要求日本相关加害企业支付“和解金”。
“10万元，说起来钱不算多，但那都是老辈人的命钱、血汗钱，它的更大意义在于谢罪。”刘焕新感叹，“谢罪”这个词，对于中国人来说，是比日方所谓的“深刻反省”来得意义深刻，“那些战争带来的犯罪，战争带来的罪恶，都应该被铭记！”
谈到为何是每位劳工10万元赔偿金时，刘焕新表示，因为这个数额是之前索赔提出的，时隔多年，10万元这个数额，对于现在的社会来说，是少了些。但它的内涵已经超过了价值本身，关键点不是数字，而是对方的一种态度，“我现在已经70多岁了，作为会长还能为大家服务多久?我也经常问自己。但是看到那么多的劳工亲属，大家还在渴求一个答案，这就是我做下去的动力。”
他介绍，在许多参与对日索赔的日方律师日渐高龄的情况下，如何妥善解决相关的索赔问题，就显得尤为迫切。
此次三菱谢罪、支付赔偿金后，30位受害劳工将先行获得赔偿，后续赔偿将在资料核实后陆续发放。
随后，山东受害劳工法律援助团团长、山东鹏飞律师事务所主任付强告诉新时报记者，赔偿金陆续到位之后，领取成为关注的焦点。为规范赔偿金领取、规避争议问题，在大家的商议下，专门出台了《山东受害劳工赔偿金发放管理办法》，从申请递交、登记在册、核实发放、争议解决等方面进行规范；同时形成专人专户、定人定款、统一管理、统一发放的制度。
目前，山东是第一个出台规范受害劳工赔偿金发放管理文件的省份，付强认为，这将成为全国处理受害劳工索赔的“山东样板”。同时按照计划，在三菱方面谢罪、支付赔偿金后，来年春天还将在日本进行受害劳工纪念碑祭奠追悼活动。
漫长而艰辛的索赔路
中国受害劳工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初就开始漫长而艰辛的对日诉讼之路，其中刘连仁案是一个标志。
1944年9月，33岁的刘连仁在家乡山东省高密县井沟镇草泊村被日军掳到日本一座矿山做苦工。不堪虐待的他在1945年6月逃亡，躲进北海道深山，度过了13年野人般的生活。直到1958年被人发现后送回国内。上世纪90年代初，他开始了漫长的对日诉讼索赔。
2001年7月，日本东京地方法庭判决日本政府违反了战后救济义务，应当向刘连仁的遗属提供2000万日元的损害赔偿。但4年后日本东京高等法院推翻这一判决，驳回了刘连仁索赔请求。2007年，日本最高法院三审驳回原告诉求，用诉讼手段解决问题的大门被无情关闭了。
但是，中国民间对于当年日方使用劳工的加害企业的追索，一直在持续中。统计数字显示，二战期间，日本强掳约39000名中国劳工到本土13家公司强制劳作。这其中，按照目前掌握的档案资料显示，有3765人被送至三菱矿业株式会社及其承包公司（三菱材料株式会社前身），在极其恶劣的条件下劳动，722人身亡。在9800余名山东籍二战受害劳工中，以潍坊及其周边受害最深，有907人被掳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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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已没有在世“日本劳工”！
20多年他一直致力于协助劳工及子女维权，希望更多年轻人加入
“五年前济南还有4名劳工在世，现在已经一个都没了。”8日下午，新时报记者联系到山东被掳往日本劳工联谊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韩建平，他说济南本地已经没有了那段劳工历史的亲历者，只剩下一堆资料和劳工子孙的口述。
韩建平是济南本地人，从1994年至今的20多年间，一直致力于搜集山东劳工情况、留取口述资料和相关物证，协助劳工及其子女向日本方面维权。2014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首次全面、完整公布了日本强掳中国赴日劳工名单，涉及人数34282名，其中山东人有9177名，总数量排名第二，占了总数的四分之一，其中济南有600余名。名单公布后，韩建平一有时间就四处寻访当年山东劳工及其后人，开始了他几乎走遍全省的寻访劳工之旅。
韩建平代表省劳工联谊会祭奠故去的劳工
“掳掠劳工的事发生在1943年，根据我收集的资料，当时年龄最小的只有19岁，即便按这个年龄计算，活到现在也有96岁了。当年能侥幸活下来的，也是带着一身伤一身痨病回来，长寿的很少。现在，济南找不到一名在世劳工了。”韩建平说，他有个小本子，专门记录劳工的名字，有一名劳工去世，他就在后面标注一个“已故”。
韩建平父亲1954年登记表，记录被抓去日本劳工
但向日本方面要回公道的心没有停止，劳工不在，他们还有子女，而且多年积攒的历史资料、口述资料，也可以支撑他们走得更远。韩建平也有不得不面对的问题，越来越多的工作量和越来越大的工作难度：比如沧海桑田城市变迁，有些地址早就不存在；比如劳工的名字同音不同字；比如有后代对历史不了解……这都是这项工作必须面对的重重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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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坚持下来全靠民间力量支撑，有时候缺钱有时候缺人，中间虽然曲曲折折还是坚持下来了。”韩建平说，他依然记得10年前自己去日本的场景，他站在法庭上，脑海里都是自己走访过的劳工们的脸。
截至新时报记者发稿前，韩建平向记者微信一次性发了50条信息。打开一看，全是那些年他留存的资料和走访的劳工照片。照片里的劳工，多数年岁已经很高，双眼浑浊，有人在落泪，有人做着夸张的手势在讲述着什么，还有人在一群来访者中间沉默而平静。
韩建平寻访平阳县劳工汝先生
“济南最后一名劳工去世于2017年8月。”韩建平说，“我今年58岁了，我们会长77岁了。”
韩建平是一个乐观的人，却在近年来感受到了时间的追赶。历史越走越远，虽然不会消失，在后人的记忆里却在变淡；他也快步入老年，没有信心能坚持到77岁还在四处奔走。
“我守着好大一堆资料，就相当于守着好重一段历史，可是我在变老，有些托不动了。”他说，希望有年轻人加入到为劳工维权的行列中来，一起把那段历史描摹得更清晰一些。
新时报记者:陈彤彤 刘杰
原标题《中国被掳劳工对日索赔重大进展：山东30名受害劳工遗属获赔》